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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历史文化概况

 

匈奴文化系列之匈奴文化初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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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崇拜与精神世界的主宰----天。在人类宗教观念的发展历程中,“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自然崇拜是最古老的阶段,是早期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三、宗教观念与巫术活动

自然崇拜与精神世界的主宰----天。在人类宗教观念的发展历程中,“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自然崇拜是最古老的阶段,是早期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但是自然崇拜“并不是崇拜一切自然现象,而是崇拜那些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自然力”[21]。匈奴时代的自然崇拜已出现社会化的迹象,这表明在匈奴人的崇拜体系中,不仅有日,月,更有了鬼神及祖先神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崇拜物上有一个最高主宰----“天”。“天”在匈奴乃至能整个北方民族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力量。匈奴单于常于化险为夷之际说:“以天之福”,“得天之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曾在马邑伏兵30万欲围歼匈奴,后因雁门尉史泄密,匈奴单于“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使,天也,天使若言。以尉使为天王”。后起的突厥人常云:“遵奉上天之意”,“因上天予吾等勇力,竟致获胜”。蒙古人“最敬天,每事必称天”,“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怎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着。无一事不归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天所以能在游牧民自然崇拜体系中占主宰地位,是与草原自然环境及游牧生产实际分不开的。苍天浩瀚无际,神秘莫测,日月星辰行于其中。时而风调雨顺,时而雪霜雷电,关乎草原的盛衰。因此“天”成为各游牧部落共尊的主神。,成为游牧民族精神世界的主宰。另一方面,宗教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也不能不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不能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进程。当匈奴的马蹄震撼中国北方大地的时候,匈奴人已挣脱原始生产力的束缚,不如文明时代了。“天”的主宰地位的确立,体现了匈奴社会向文明时代迈进的历史进程。随着地上统治地位的确立,天也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单于就成了“天”在人间的化身,上天神的代表。单于号“撑犁孤涂”者,即“天子”之意。匈奴单于往往自称“天地所立,日月所置”;突厥可汗亦往往自云“承上天之志,历数在躬,朕立为可汗”,其继位仪式还要“随日九回”。实际是借“天”的崇高地位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

殉牲习俗及其巫术意义。近几十年来,匈奴时期墓葬的陆续发掘,为我们研究匈奴葬俗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特别是盛行的殉牲习俗尤具特色,70年代,内蒙桃红巴拉发掘的匈奴墓葬,“殉牲习俗盛行,其种类有马,牛,羊。以桃M2为例,计有羊头骨四十二具,马头骨三具,牛头骨四具和牛蹄骨若干。”“在殉牲的马头骨附近,往往发现有马衘,马镳和马面饰等,说明死者生前乘马亦被殉葬。”呼鲁斯太2号墓,“在人骨架上发现二十七个马头骨,作三行‘一’字排列”。毛庆沟墓葬“普遍流行殉牲习俗。在七十九座墓中……殉牲的墓葬占半数以上。”“殉牲的方式:当人死了以后,首先将尸体掩埋在狭长的墓坑内,然后割取牲畜的头和蹄(以头为主),埋在死者头部之上的填土中,一般是横列,嘴部向前,下颚朝上。”“殉牲的种类有山羊,牛,马和狗,以山羊最多。”大量的殉牲及其按一定的程式摆放,显然不是偶然的。这除去财产观念外,更有浓厚的巫术意味。乌桓人“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匈奴以羊牛马殉葬,其用意正在于,“使护死者神灵”。又“匈奴使巫者埋羊,牛于道以诅汉军。”在这里,牛,羊充当了“巫者”媚神以交通天地鬼神并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巫术道具。羊,马。牛在武术活动中如此广泛的使用,也正体现了匈奴文化的客观基础,即所谓“衣食往行,全赖马,牛,羊”的畜牧业经济。

另外在各地的匈奴墓葬中,还发现了上千件不同时期的动物纹器物和动物纹装饰品,这些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段创造的东西,绝非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品。“野蛮人视为神圣的东西,不是那呆板的物件,却是那黏着在那物件上的超自然力量。”大量的动物纹饰器与殉牲习俗,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都反映着同一种文化内涵----借动物与超自然力量沟通,表达了人们对死亡世界及其他超自然力量的理解。当然匈奴人的动物纹饰器绝非绝非仅在埋葬死者时使用,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有更多的用处,也许是属于那种巫术“符箓”一类的东西。

头骨崇拜。《史记·大宛列传》载:“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以月氏王头骨为饮器,当然有自我炫耀武功的意味,但其作为古老习俗与斯基太人的猎头习俗,有着同样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映了远古血族复仇的遗风,同时更有深刻的宗教内涵。“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也作为含有“灵魂力量”之物而受到崇拜……既然头骨时常被当成灵魂之座位,自然就要获得它,保存它,(支配它,并用它的力量战胜一切敌人)。假如它属于一个杰出人物如祭司或首领,更是如此。头骨崇拜不限于对祖先的头骨,而且扩展到能获得的一切头骨,无论他是敌人的还是朋友。从死人冲比阿河头骨崇拜,发展出面具崇拜及其舞蹈和表演,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精灵或魔鬼。”这种意义上的头骨崇拜正是后世宗教面具的滥觞。

祠兵。《汉书·匈奴列传》记载:“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于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所谓“祠兵”,实是为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北方民族多为马上民族,战争是其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此以巫术--祠兵来祈求战争的胜利,就成为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宗教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如契丹人出征前要“射鬼箭,以柭不祥”;女真人有“禳射之法行之军中”,以求“兵祥”之兆。斯基太人有祭祀战争的习俗,而他们的战神是一把战刀。匈奴人的战神是什么呢?匈奴右“径路神祠”。“昌,猛(指元帝时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径路刀”正是匈奴战神的象征,径路神祠正是祭祀战神之所,“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共饮血盟”就是向战神盟誓。

随着时代的发展,巫者已经成为独立的职业,祭祀地位也逐步固定。“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匈奴人每年要在在正月,五月,九月集会,分别在单于庭,茏城,蹛林举行祭天地,鬼神的宗教活动。据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一个叫“高瓦—道布”的大岗丘的发掘中,发现了祭祀地的遗址。但是,由于游牧生产方式的原始性,使匈奴的宗教观念相当多的保留着它的原始形态,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匈奴俗,岁有三茏祠”,这不仅是“祭天地,鬼神”,还有着“课校人畜计”的经济目的在里面。宗教行为与政治经济目的相结合,正表明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正在利用着宗教--者已主宰匈奴民族精神的世界的古老文化观念。特别是“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异民族的皇帝竟然成为毡乡人顶礼膜拜的神灵。南单于附汉事在公元48年。日逐王比因不得立与单于发生矛盾,欲南下“奉藩称臣”。理由虽是“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但对于“有威名于百蛮”的匈奴,犹有“为诸国所笑”之虑,如将汉帝拉进自己的信仰体系,不仅会使“附汉”名正言顺,而且可讨汉帝之欢心,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匈奴人以战争立国,故其宗教思想,无数活动在战争中有更广泛的意义。除“祠兵”之外,还有“月盛壮则攻战,越亏则退兵”的记载。这种观念是以自然--人事相互感应为其认识论基础的,国外学术界称之为“交感律”或“交感巫术”。正是因为相信自然或超自然与人世之间存在着联系,于是就有了影响超自然力的巫术手段。“匈奴使巫者埋羊,牛于道以诅汉军”,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围汉高帝于平城白登山时,“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这显然也是一种巫术。“萨满巫人以四种颜色,青,赤,白,黑象征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而它的起源则与原始时代的巫术有关。”在自然崇拜的年代,宇宙四方也具有某种超自然力量,故而在战争中取其色以象征四方诸神,并希望得到四方神的相助。

四、“蒸”“报”婚俗

汉文史料对匈奴婚姻的描述不多,即或有之,亦目之为非礼。因为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以汉儒封建道德来看,这不仅不道德,简直是弥天大罪。对这样一种风俗制度,应从历史上来说明。至少从冒顿时代起,匈奴社会就已经从军事民主制进入初期奴隶制时代了。产生于母权制时代的外婚制已经发展到父家长制下的一夫一妻制阶段,而“妻其后母”,“报其寡嫂”的收继婚制作为氏族外婚制的一种伴生现象,反映了匈奴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一种文化观念。

收继婚俗表明远古群婚遗风的深远影响,但它的形成却是随着父家长制的确立得以实现的,这种婚姻制度,所以能在广大的游牧民族中产生并延续下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财产观念对这种习俗的支配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在初民的社会里,女子是一宗财产”,因此嫁娶之先,男方需付一定的财物为聘礼。对匈奴人的嫁娶形式史无记载,但后人关于乌桓人的嫁娶之法的描述也许可供借鉴。《魏书》云:“其嫁娶皆相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妻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这样“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群体”,“她已经被接收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同时,这种婚姻方式还体现了作为亲属的生者对死者应尽的义务。古希伯莱人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待这种收继婚制,认为“弟宜为兄立嗣”;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认为“最亲的亲属有义务照顾死者留下来的妻室儿女和驯鹿群”。匈奴人的“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也是从义务与道德角度承认了“蒸”“报”婚制的合理性。另外,这种婚姻制度在游牧民族社会中起着一种稳定器的作用,它规定丧夫女子再嫁只能或优先在夫方亲属或家庭内部实行。这样减少了因寡妇财产继承权和对之继娶权等引起的纠纷,有利于部族稳定。

以上从匈奴文化构成的角度探讨了它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匈奴文化是在蒙古草原环境中,由无数代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的。从生产,生活方式到精神文化的诸方面都体现着自身的发展脉络。在整个北方草原文化发展序列中,匈奴文化处于开创地位,具有典范性,许多后起的民族都继承了匈奴文化的基本内容;同时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不断地影响和充实着农业文化,并参与了中华文化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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